太 上 立 德
赵士林
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”，此为儒所确立的人生“三不朽”。这一“三不朽”的价值等级序列表明，儒将伦理人格的建构、道德心灵的培育奉为人生最高价值。
“立德——道德方面的成功（“在道德上成为完人，如古之所谓圣贤”）”；
“立功”——事业方面的成功（“如大政治家、大军事家……”）；
“立言”——学问方面的成功（“有所发明与创作，如大文学家、大艺术家、大科学家等等”）。
他进而认为“立德”主要靠“力”（努力），“立功”主要靠“命”（机遇），“立言”主要靠“才”（天才）。（以上见《三松堂学卫文集》）
且谈“立德”。冯先生认为“立德”主要靠“努力”，至少符合儒的意皆。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，便因人人都可以努力向善。而之所以不能说“人皆可以为李杜”、“人皆可以为刘邦、唐太宗”，便因“立言”所靠之“天才”与“立功”所靠之“机遇”并不是人人都有。儒将人人均可达到的道德境界奉为人生最高价值，便在最高意义上宣示了人人平等。用现在的话说，便是人的能力有大小之分，命运有好坏之差，事业有逆顺之别，但只要你能用心向善，培育出一个高尚人格，美好心灵，便是人生中最大的成功。你便能够“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”，占有一个大写的“人”字。人在许多方面不可能具有实际的”平等”，唯在道德的天平上，却能够超越地位高低，成就大小，齿序先后而获得一平等的表现。
在讨论人类精神活动的意义与价值时，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便是重德与求知的关系。罗素在谈到古希腊伦理学时指出，重视德行与知识之间的密切联系，“乃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人的特色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它也存在于一切的希腊思想之中，而与基督教的思想相对立。在基督教的伦理里，内心的纯洁才是本质的东西，并且至少是在无知的人和有学问的人之间同样地可以找得到的东西。希腊伦理学与基督教伦理学之间的这一区别，一直贯穿到今天。，’（《西方哲学史》上卷）。
从道德与知识之关系的角度看，儒的伦理学显然接近基督教的伦理学。十分有趣的是，苏格拉底始终认为自己一无所知，而且认为他之比别人聪明就只在于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。但他同时却又强调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必需的就只能是知识。在承认自己无知这一点上，孔子颇类于苏格拉底（如“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”），但对道德与知识的关系，孔子与苏格拉底的看法便大相径庭。由于突出内圣之“仁”、显发仁者襟怀，确立绝对伦理价值的需要，孔子虽亦重“知”好“学”，但他却经常将“知”、“学”理解、阐释为道德践履、伦理教养。如“择不处仁，焉得知，’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、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等。他的学生子夏更明白地指出：“贤贤易色；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；事君，能致其身；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孔子所谓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，与其说是在强调学识意义的“知”，毋宁说是在推重道德意义的“诚”。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、“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”等格言式语录，“发愤忘食”、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”乃至学易“韦编三绝”之志愿、传说，《中庸》本其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优，勇者不惧，概括而成的“知仁勇”三达德之说等，当然都表明了孔子的重“知”好“学”。但就在这里，“知”已被理解为某种道德智慧，“学”亦被理解为道德行为、礼仪举止的“实习”（参阅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对“学而时习之”的解释）。而当孔子在一般的理性精神或聪明智慧的意义上理解、阐释、使用“知”、“学”这类概念时，则十分明确地将它们置于“仁”、“德”等道德范畴之下。如“仁者安人，知者利人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、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＂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、“弟子，人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、泛爱众，而亲仁。行有徐力，则以学文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等。孔子所谓“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有鄙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。我叩其两端而竭焉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，更是含蓄地表达了自己以富于人伦意味的“中庸”式的选择判断为准的而非以经验知识为准的基本态度。
孔子思想以内圣——仁——德性为重心，而非以外王——礼——知性为重心。故建功立业、知识学问对于道德修养只能具有较低层面的、附属的地位、作用、价值，如此便形成了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”的价值等级序列。
太上立德固然突出了人类的伦理主体性，道德至上性。但如将“三不朽”截然分开，甚至相互对立，便会产生实际上也产生了无穷弊端。对三不朽应有之关系，还是冯友兰先生说得好：
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划分，实际上乃为讲解方便，其实立德非另外一事，因为立德是每个人做其应做之事，当然立言的人立言之时，可以立德，立功的人在立功之时，也可以立德，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立德，所以教育家鼓励人最有把握就是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，因此立德与立言立功是分不开的。（《三松堂学术文集》）
（原载《新文化报》）